宣启二十四年的春日来得比往年都早。才过正月，东宫书房窗外的老槐树已抽出嫩黄新芽，在午后日光里泛着一层薄薄的暖意。
叶承远搁下朱笔，揉了揉有些发涩的眼角。案上堆着昨日从刑部调来的几份卷宗，皆是去年秋冬各地上报的疑难案件终审录。他原本只是例行检视，却在翻阅其中两桩民间钱债纠纷时，察觉出些许异样。
第一桩是江州报上的案子。富户放贷，借据写明“月息三分”，但未言明是“月利三分”还是“月息三分”。债务人逾期未还，富户诉至官府，要求按“利滚利”计算，五年本息竟翻至十倍。州判援引《大宣律·户婚律》“私债”条中“月息过三分者禁”的条款，判富户胜诉，准其按三分月息计利，但不得利滚利。
判决看似公允，叶承远却注意到细节：那借据是富户提供的格式文书，字小如蚁，债务人乃目不识丁的佃农，画押时根本不知条款深意。且“月息三分”在大宣民间借贷中通常指月利百分之三，年利便是三十六分，这早已超出《户婚律》中“月息过三分者禁”的本意——该条款原为限制高利贷，所谓“三分”实指年利三分，即百分之三十。但因律文表述模糊，各地判例不一，江州此判实则以字面“三分”为准，变相承认了年利三十六分的高息。
第二桩更蹊跷，来自泉州。海商与货主订立契约，约定“货到南洋，售罄后三七分利”。后船遇风浪，部分货物浸水霉变，海商尽力销售后，所得不足本钱。货主却要求按契约分利，海商辩称亏损当共担，双方缠讼。泉州府援引《大宣律·杂律》“市舶”条中“契约既立，当依约而行”判货主胜诉，海商几乎倾家荡产。
叶承远盯着那判词，眉头越皱越紧。《市舶》条制定于八十年前，那时海贸初兴，朝廷为鼓励通商，条款粗疏，重在“信”字。可如今海贸繁盛，船只往来频繁，风险种类早已非昔日可比。风暴、海盗、货价波动、异邦律法变更……若仍一味拘泥“依约而行”，而不同情势理算公允，岂非纵容强食弱肉？
他起身走到书架前，抽出那部厚重的《大宣律》。书脊已磨损，内页泛黄。这是太祖开国时颁定的根本法典，历经三朝五次修订，最后一次大修还是先帝德隆二十二年，距今已三十八年了。
三十八年。叶承远指尖抚过书页。那时他还未出生，皇兄也尚是少年。三十八年间，大宣疆域拓至南洋，狄戎归附，海贸岁入翻了三番，民间作坊如雨后春笋，田亩制度因番薯推广而悄然变革……可这部治国之基的律法，却已近四十年未作系统性审视。
他坐回案前，又调来近三年刑部复核的案卷摘要。一桩桩看下去，心头那点疑虑渐渐凝成沉甸甸的块垒。
有京畿佃农租约纠纷，因《户婚律》中“佃租”条款对灾年减租的规定语焉不详，地主依势强征，逼死人命，地方官却只能依“契约为凭”判地主无过。
有工匠行会垄断工价、排挤新匠的讼案，现行《杂律》竟无专门条款规制，府衙只能以“扰乱市肆”的笼统罪名轻判，遏不住行会气焰。
更有南疆新附之地，土司旧律与《大宣律》冲突，夷汉纠纷时，官吏常陷入“依国法则夷民不服，从旧俗则国法不彰”的两难。
窗外的日影悄悄西移，在青砖地上拉出长长的斜线。叶承远合上最后一本案卷，靠在椅背上，闭目良久。
他想起去年督办漕运案时，那些藏在账册后的贪墨伎俩，许多正是钻了律法模糊的空子。想起更早时在赵家庄，周家管事篡改租约、欺压佃农，若非自己恰巧在场，那些农户恐怕求告无门。律法若不明、不公、不与时进，则百姓冤屈无处申，胥吏豪强便可舞文弄法，蛀蚀国本。
“德顺。”他睁开眼，唤道。
守在门外的老太监应声而入：“殿下有何吩咐？”
“去请刑部尚书周大人、大理寺卿张大人，还有……翰林院精通律法的陈学士、刑部律例馆的李主事，一个时辰后，来东书房议事。”
德顺略感讶异，但仍恭敬应下：“是。”
一个时辰后，东书房内茶香袅袅。刑部尚书周延年、大理寺卿张弼先至，二人皆身着常服，面色端凝。随后到来的是翰林院学士陈望之——这位当年曾为前朝宝藏跪谏的老臣，如今已专攻律法古籍校注；以及刑部律例馆主事李文翰，年不过四十，却以精通律条、善析疑案著称。
四人行礼入座。叶承远示意内侍上茶，待茶盏摆定，方缓缓开口：“今日请诸位前来，是为议一事关国本之事。”
他命人将那几份案卷分与四人传阅，待他们看完，方道：“这几桩案子，诸位以为判得如何？”
周延年抚须沉吟：“江州钱债案，依律文字面，判得无误。泉州海商案，亦符合《市舶》条本意。”
张弼却摇头：“判虽依法，情实难平。江州那佃农，五年本息滚至十倍，纵是依‘三分’月息，也已家破人亡。泉州海商遇天灾而非人过，若强依契约，今后谁敢涉险出海？”
陈望之轻叹一声：“老臣校注律书多年，此类问题实不鲜见。《大宣律》颁行已久，许多条款乃因应当时情势所定。如‘月息三分’之限，太祖时民间借贷多为短期周转，年利三分已足抑兼并。而今商贸大兴，长贷频仍，若仍固守旧文，反成盘剥之器。”
李文翰年轻气盛，直言道：“下官在律例馆整理各地呈报的疑案，此类‘依法不公’之案，近年渐多。非但钱债、市舶，田土、婚户、工坊、行会等事，皆有旧律不合时宜之处。有时州县官明知不公，却因律文如此，不得不判，判后自己亦觉愧疚。”
叶承远静静听着，待众人言毕，方道：“诸卿所言，皆切中要害。法为国之重器，须与时偕行。今《大宣律》自先帝中期修订后，三十八年未有大动。其间世事变迁，非昔日可比。若律令陈旧脱节，长此以往，司法何以服众？民生何以保障？弊政何以根治？”
他目光扫过四人，语气郑重：“孤意欲启动律法修订之议，系统梳理现行律令，标出疑义、矛盾、不合时宜之处，待时机成熟，再行修订。诸卿以为如何？”
书房内静了一瞬。
周延年最先开口，语气谨慎：“殿下所虑深远，臣深以为然。然修订律法，工程浩大，牵一发而动全身。我朝律法体系庞大，除《大宣律》正文外，尚有诏令、格、式、例诸多附从。若贸然大动，恐致司法紊乱，更易触动各方利益，引发朝野争议。”
张弼点头附议：“周尚书所言甚是。且律法修订非同寻常政令，须极度慎重。一字之差，可能关乎万千人性命福祉。臣以为，或可先从解释、补充条例入手，对明显不合时宜处，以诏令、判例暂为补正，待积累经验，再议大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