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发男人此刻已能轻松倚在窗边站着了，声音里透着几乎可以称之为“松弛”的情绪。
“医院太吵。”他顿了顿，目光落在远处的圣马太教堂尖顶。“而且，你该看看那个地方。”
他没说“看看老宅”，仿佛那地方是他想指给她看的一样东西，你看，这棵树我七岁时从上面摔下来过，这片湖我冬天在上面滑过冰，这把楼梯扶手上还有我用小刀刻的名字，为此被父亲罚站了一下午。
这条医院走廊里永远有人经过，楼下那个精力过剩的老将军差不多每天都要投诉一次，她每次出去都会被不同的人盯着看，她不自在了很久，这些他都知道，就像知道那些以探病为名的政客们如何消磨着他的耐心。
不如回家。这个念头让克莱恩嘴角微微上扬。
他收回远眺的视线，重新落回女孩身上，她还站在床边，攥着迭到一半的病号服，一动不动的。
像只察觉到草丛里可疑窸窣声的野兔，竖起耳朵、扬起前爪、但还没决定要不要跑。
“怎么了？”他问。
女孩轻轻摇头，依旧垂着脑袋，把病号服迭成完美的长方形，角对角，边对边，如同她迭每一件衣服那样。
每一个动作都很慢，仿佛在拖延什么。
克莱恩静静看着，眉梢微不可察地动了动。他设想过许多反应：闪亮的眼眸，雀跃的追问，对老宅的好奇，唯独没料到是这般迟疑。
女孩用掌心仔细按了按病号服上的褶皱。
“施瓦嫩韦德，”她声音飘忽忽的，“好远。”
克莱恩垂眸望着她，她睫毛垂着，像两把还没完全打开的小扇子，遮住眼底情绪，脑袋耷拉着，露出一截细白的后颈。
他的目光在她后颈上停留片刻，喉结滚了滚。
“不远，四十分钟。”
四十分钟，她轻声重复，像在确认一个很不愿意确认的数字，四十分钟，不是四天，不是四年。
指尖依然按在病号服上，按了太久，那块布料都快被她的体温捂热了。
“不想去？”他摸出根未点燃的艾克斯特拉香烟把玩着。
女孩缓缓抬头，眸光却躲闪着，一会儿看他下巴，一会儿看他的手，偏偏不敢直视他的眼睛。
“不是…就是没准备好。”声音小得像自言自语。
香烟在男人指间转了一圈，蓦然顿住。
没准备好？啧，回他家还需要准备什么？
略一思索，他便径自找到了答案。
她在害羞，克莱恩家族几百年的老宅子，走廊里挂着历代祖先的油画，穿军装的曾祖父，留胡子的祖父，戴假发的更老的祖先，楼梯拐角处还有他母亲的画像。
她本就脸皮薄，见了陌生人都动不动耳朵尖都红透，现在要住进他家，住进那栋每一块石头都刻着这个姓氏的老宅子，新主人见到老主人，不好意思，再正常不过。
只这么想着，那眉峰间纹路便浅淡了些。
“怕什么，”他声音柔和了几分，“那是你家。”
我家？这个词落下来的时候，女孩有一瞬的恍惚。
家，她在上海是有一个家的。莫里哀路的梧桐树，厨娘炖的排骨莲藕汤，母亲包的鲜肉馄饨。可那个家她已经九年没回去了，不知道莫里哀路的梧桐树还在不在，不知道…母亲现在还活着吗，她在哪里，哥哥还好吗？
而在柏林，她住过学校宿舍，住过夏洛滕堡的公寓，一个人一张床一盏灯，没有人对她说“这是你家”。
她的唇瓣开了又合，说不清该欢喜还是该惶惑，像是站在一扇骤然洞开的门前，里面很亮，而她却踯躅在门槛外，迟迟不敢迈出一步。
指尖无意识地绞紧了袖口，
男人眸光微微一沉。“怎么了？”
她抬起眼帘飞快地瞥了他一眼，又迅速垂下睫毛。声音轻得像被秋风吹散的烟：“老宅会不会......两个人住，会不会......太大了？”
话音落下，那双湖蓝眼睛微微眯起，克莱恩指节不经意叩了叩窗台。
那所老宅除了他们，还有管家，帮佣，还有厨师、园丁、管马厩的…加起来少说得有十来个。
太大了？
他的目光落在她睫毛上，像两把合拢的黑绸扇，正在不安地扑闪。
这是她说违心话时才有的小动作。
她从来不怕大房子。巴黎与华沙的官邸哪一座不是叁四层高，二十多个房间，她从没说过“太大了”，她在害怕别的什么。
男人掌心扣在她手腕上，轻轻一带。她没站稳，踉跄了几步，整个人跌到他怀里去。
“还有管家仆人，不止我们两个。”他贴着她的发顶。
管家？女孩听到这话，脸色反而更白了几分。
克莱恩细细打量她——眉毛蹙着，嘴唇抿着，她不仅仅是觉得意外，很显然，她在紧张。
她是真的没准备好。
只是此刻，只有俞琬自己知道，她不是没准备好去他的家，而是没准备好，重新回到那个她只在十六岁时短暂停留过的地方。
那个夏天，那条通往湖边的小径，那只追着她跑的黑天鹅…她以为那些画面早就被战争埋掉了，像柏林的许多建筑一样，可它们还在，在某个她以为永远关上的门后面。
克莱恩没再追问原因。
“行，”他松口道，“那就过几天再说。”
今天他已经站了整整两个小时，女孩勒令他卧床休息，语气严肃得像在对待最不服管教的病人——手指点着床垫，说：“躺下”。
他顺从地躺了下去，因为他知道她接下来要去药房拿药，她走了之后他再站起来也不迟。
男人闭上眼，能感觉到她的目光久久停留在自己脸上，那是一种类似于确认般的注视，仿佛在检查什么东西是否还在，又有没有改变。
—————
那天夜里，俞琬有点睡不着了。
克莱恩的呼吸很平稳，大约已经入眠了，他的手搭在她腰上，沉沉的，像一块温热的大石头。
她却睁着眼睛，柏林的月光透过窗帘缝，在天花板上画出一条银线，从窗边一直蜿蜒到灯座边。
她沿着那条银线，走回九年前。
那时她还不是温文漪，只是个跟着父亲来柏林，对一位懵懂无知的小女孩。父亲离开后、学校开学前的那段日子，她寄宿在施瓦嫩韦德的克莱恩老宅，住了统共叁周。
记忆中的夏天格外炎热，柏林很少有那样的夏天。热到老橡树的叶子被晒得卷了边。她还记得，湖上有天鹅，黑的那只脾气不好，会追着人跑。
有一天她在湖边坐久了，它游过来，伸长脖子对着她嘶嘶地叫，她吓得跳起来就跑，之后每次路过湖边都要绕远路。可那只坏脾气天鹅总能发现她，扑棱着翅膀哒哒哒地追上来。
她还记得老将军洪亮的笑声，能让整间屋子都跟着震动，他总爱给她讲普鲁士的历史，腓特烈大帝，七年战争，铁与血。
她德语一知半解，听不太懂，可她点头，很认真地点头，因为她觉得老人家需要一个人听他说。
他给她看墙上那些照片和油画，每张脸都不一样，可又都流淌着同一个家族的影子，鼻梁很直，轮廓很深。
“这是我儿子。”老将军指着其中一张照片。
照片上是个小男孩，金头发蓝眼睛，穿着笔挺的小西装，表情严肃得不像个孩童。背景是挂满银丝带的圣诞树，树下堆着礼物盒。她当时悄悄想，这孩子竟站得比圣诞树还要直。
“他在哪儿？”她轻轻问。
“在军官宿舍。”老将军答，语气里掺着几分她当时没能听懂的埋怨。“不常回来。”
她又怯生生追问“那他长什么样”。老将军只是从鼻腔里冷冷哼出一声：“脾气又臭又硬，成天和流氓混混搅在一起。”
还有一次，她穿着白色连衣裙从楼梯上走下来，正要去花园里看书，刚到拐角，就听见门口有人在说话，是低沉沉的德语男声。
她猫着腰，从栏杆缝隙里偷偷看。
一个穿军装的年轻人站在门口，黑色帽檐低低压着，管家跟他低语几句，他只是微微颌首，接过个信封便转身走了。从头到尾，未曾踏进门槛一步。
她只来得及瞥见小半张侧脸，记得他下颌线条冷硬，影子投在大理石地面上，挺拔得像棵白桦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