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德珩说郭沫若已参加北伐去，并非传闻，他为何放弃大学“文科学长”之职，而跑到前线去打仗呢？这要从他留学日本说起。
在日本学医期间，他跑回上海与成仿吾、郁达夫等人一起创办了“创造社”及《创造周刊和《创造周报，受挫后他又返回日本。为了妻子安娜与三个孩子的生活，他开始翻译日本早期马克思主义先驱者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在边读边译的过程中，他常为书中精辟的论述拍案叫绝，书未译完，他感觉自己已经成了个“彻底的马克思主义的信徒”，想想一片昏暗的祖国和处在水深火热中的同胞，他决定要回中国去了，在中国最当要冲，去实现他人生的意义。
归国之初，他没能找到“中国最当要冲”，迷茫中在上海、武汉等地盘桓，也时时以手中的笔为武器，在黑暗的长夜中挥舞，创作了《聂荌、《卓文君、《王昭君等黑夜中螢火般的作品。第一次喊出了“文学革命”的口号，呼吁“朋友们哟，和我表同情的朋友们哟！我们现在是应该觉悟的时候了！我们既要从事于文艺，那就应该把时代的精神和自己的态度拿稳。”
他感到最幸运的是，在这中间他结识潘汉年、恽代英、沈雁宾、张闻天、瞿秋白等在黑夜中搏风击浪的人物，正是瞿秋白推荐他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文科学长。在广州又得以结识毛泽东、周恩来，当时毛泽东担任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与彭湃等人为唤醒工农大众正在广州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他也曾到讲习所作报告。后在周恩来巧妙安排下，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的宣传科长并担任了蒋介石的行营秘书长这一重要职务。
蒋介石制造安庆“三.二三”惨案后，郭沫若义愤填膺，挥笔写下讨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历数蒋介石的罪恶行径，号召广大民众擦亮眼睛起来反蒋，被蒋介石通辑。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郭沫若随周恩来一起参加了南昌起义，队伍被打散后，他跑到上海，化名从事文学革命。后蒋介石追捕愈紧，周恩来又设计让他与妻儿分开化装逃亡日本。
在日本与妻儿汇合后，他们租住到东京湾边上的一个半岛——千叶县。没想到生活尚未安定，他就被日本警方突然拘捕。审问时才得知是因为出逃时创造社约定每月给他汇100元，资助生活费。因他是化名，只好通过东京旧友小原荣次郞转手给他。警方在调查小原荣次郞走私案时，牵扯到他，又发现他是化名，便拘捕了他。幸亏妻子安娜托人求情，他才被放回，但被警方暗中监视。
文王拘而演周易，郭沫若此次也是在这半自由的状态下，开启了他的学术辉煌。
开始，他潜心研究《诗、《书、《易，可是他发现这些书虽然是经典古籍，但毕竟流传了几千年，有些是后人添加改写的先入之见，以至年代杂，在这样基础上研究出来的历史观点，难免有空中楼阁之嫌，难以令人信服。他想起罗振玉、王国维从研究甲骨文字入手，“以地下之材料”，研究“纸上之材料”，得出令人信服的历史结论，便决定从头开始，研究甲骨文字。
1928年秋日的一天，郭沫若在监视他的便衣警察的伴同下来到了东京，走进了文求堂书店，问有没有殷墟书契的入门书。店主田中庆太郞随手递给他一本《殷虚书契考释，他喜出望外，可是一看定价，锁起了眉头。书定价12元，可他满打满算也只有6元。幸好，田中告诉他可以去藏书丰富的东洋文库免费借阅——当然必须有人介绍。郭沫若设法找到过去在广州相识的日本新闻记者山上政义，在他的帮助下东洋文库主任石田干之助终于同意让他借阅甲骨文和金文的著作。
首次借到罗振玉的《殷虚书契前编和《殷虚书契考释，他欣喜若狂，跑回家中，一口气读到更深夜静。可是初识甲骨，谈何容易，书页里一片墨黑夹杂着一些白色细纹，堪比传说中的天书难懂。但郭沫若坚信通过对地下出土的古代文字来研究中国古代社会，是一条正确的途径。他决心要攻克甲骨文字这道难关。从此，他以异乎寻常的勤奋和坚韧不拔的毅力，夜以继日的府案苦读。他废寝忘食，不分昼夜地读书写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甚至重病高烧，也没有停止研究和写作。
直接考释甲骨文字困难，他就改为先读王国维《观堂集林，细心体会大师考释甲骨的方法与经验，逐渐入门。
因为当时他没有职业，生活极端困难，全靠朋友接济。有时甚至买一枝毛笔都要向朋友求助。自己还得不时搞点文学创作、搞点翻译，来挣些微薄的稿费糊口，但就是在生活这样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他仍每天府案读研、摘录。读完两本，他又跑到东京的东洋文库，再借两本。
每次借书，看着文库内那众多的中外作家的甲骨文书籍，他都咬牙发誓，一定要把它们全都通读，而且一定要研究透彻。真正用确实可靠的“地下之材料”，去研究“纸上之材料”。他坚信自己，也一定能通向成功。
1928.秋。
蔚蓝的大海上，一艘刚从上海启锚开往美国西雅图的客轮，正缓缓驶向辽阔的大洋，汽笛长鸣，海鸥在船舷上方飞翔。船尾甲板上，一个年轻人身着笔挺的西装，手扶栏杆，望着渐渐远去的海岸线，凝神贮立。
他叫李济，字济之，是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人类学讲师，与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等学术大师同执教鞭。
他此去美国，是应美国史密森研究院弗利尔艺术馆的毕博士的邀请，赴美进行学术交流并商谈合作事宜的。此时，他站在甲板上，远眺渐渐模糊的海岸线，往事历历浮现在眼前。
1911年，李济考入清华大学，1918年又考入美国麻省克拉克大学，获得心理学和社会学硕士学位后又考入哈佛大学人类学系。1923年回国后被聘为南开大学人类学、社会学教授。1924年他赴河南新郑一处青铜器出土遗址作实地考察并对那里获得的一些人骨作了体质人类学的研究，写成《新郑的骨一文。1925年他被母校清华大学聘为讲师。由于那年他刚29岁，年纪太轻，且本就是清华学子留美归来，故仅聘为讲师，但由于学识渊博，学生都称他与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为“五大导师”。
由于研究古人类的材料很少，李济决定从野外考古做起。1926年，他与地质调查所的地质学家袁复礼，选择晋南地区作为野外考察地点，主要是因为史籍记载的尧都平阳（今临汾）、舜都蒲坂（今永济市）和禹都安邑（今运城市）都在这一地区。但他们到达临汾，考察没有发现尧都城址遗迹（注）。后他们又抵达永济寻找舜都遗址，也收获，最后他们来到运城的夏县。当他们在寻找大禹庙、陵墓、都城都毫结果，感到非常失望沮丧的时候，却意外发现了西阴村附近有一块布满古陶片的地方，其区域足有好几亩大。他们仔细辨认，确定那些陶片确系史前之物。他们立即挑选了许多，其中有14块是带彩色图案，有三块带卷边，四块有平边。图案主要是三角形、直线和大圆点。他们立即带这些陶片返回北京去测定研究，可是回到北京李济却患了斑疹伤寒，当时此类病例死亡率很高，多亏赵元任夫人杨步伟医生及时救治，他才逐步得以恢复。
由于经费困难，他给美国毕博士写了封信，讲述了他们在西阴村的发现，并讲述了他的发掘规划，希望能与史密森研究院合作开发研究。毕博士收到信件，立即回信表示史密森研究院愿意合作。
在拟订与美方合作的时候，李济的心中有点复杂。因为在查阅仰韶等文化遗址的考察发掘材料时，他发现很多中国的文化遗址都是外国人发现发掘的。他想，虽说科学国界，但这不能成为我们原谅自己“懒惰”或“愚昧”的理由，研究自己祖先的事情，中国人责旁贷。这样的情形不能再继续下去。另外，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在发现发掘以彩陶为特征的仰韶文化时，推断仰韶彩陶技术是从中亚地区传过来，即彩陶西来说。李济想一定要通过细致的考证，还原历史的真实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