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四年，王国维未能与罗振玉至鲁豫等地同游访古，在上海治疗眼疾，痊愈后，就让妻子潘夫人带着其他子女返回海宁老家居住，他只带着大儿子潜明返回京都——独把潜明带在身边，他主要考虑让潜明完成中学学业，另外，他也可以抽时间培养潜明读点典籍文章。潘夫人也极力主张让他带潜明在身边，她知道丈夫的心中除了书和家人，便只剩下孤独与凄苦，他需要亲情陪伴与抚慰。
到了京都，他与罗振玉商量回国之事，罗振玉自是希望他留在京都，以襄助学术，但为两家生活计，也只能表示惋惜。
王国维着手处理手头未结之事，又担心回到上海后，借书困难，便于京都诸书社寻觅，购得《太平御览、《戴氏遗书残本等古籍，然后又从罗振玉的大云书库，讨得一些复本书箱。
其间，王国维收到同乡好友、曾做过江都县县长的邹安来信，想请他入“爱俪园”，应《学问杂志编撰之聘。
1916年2月4日晨，他便告别了罗振玉，带着大儿潜明和九个书箱，乘车至神户登上了回国的轮船“筑前丸”号。
由于一路风高浪急，原定9日晨到达上海码头的“筑前丸”于当日下午才抵港。罗振常、范兆经及王国维好友张尧香、东文学社同窗樊炳清和同乡好友邹安早已等候在码头。等旅客全部下船，他们才将书箱搬到踏板车上。众人已在寒风中等候了大半天，个个冻得瑟瑟发抖，王国维父子经数日颠簸，也是神疲力倦。众人簇拥着来到樊炳清家，其家人早已把饭食备好，饭后众人精神才略显恢复，然后落座叙茶。
同乡人邹安，一直惦记王国维一家生计，他再次谈到让王国维到爱俪园应聘之事。
爱俪园乃是上海的地皮大王、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英国巨资在静安寺路购地300多亩，仿照红楼梦中大观的设计建成的上海最大的私人花园。而哈同又是最早开发南京路的地产大亨，时下拥有南京路半数之地产，实力雄厚。他要于爱俪园内开办教育与文化产业，想要招聘一些有名望的饱学之士入园。王国维的学识、声望驰名中外，故哈同请邹安再三代为延请。
王国维归国也正需谋划生计，便应允稍后即入园详谈。
第二天，王国维去探望沈曾植老人，叙谈中，王国维自然谈到了欲入爱俪园应聘之事，沈曾植便详细给他介绍了其园之情状。
其园确为瑰丽，设计手法中西合璧，整个花园风光旖旎，又处处显露典雅精致。著名的景点有天演界、飞流界、文海界(藏书楼)、海棠艇、驾鹤亭、引泉桥、侯秋吟馆、西爽轩、听风亭、涵虚楼等，且园中各景点都有当时的达官、名士留题或缀写楹联。一批名流政要，如岑春煊、黎元洪、章太炎、章士钊、齐燮元等，均曾入园观赏，留下墨宝。1912年6月，哈同在爱俪园内还宴请过孙中山和他两位女儿及宋霭龄，并合影留念。
闻此，王国维心中便生出许多担忧，他担心园中的文化氛围与自己的学术相抵梧，致其难以立足，便心生退意。
沈曾植看出他的担忧，接着给他讲了名称的由来。
哈同的中国妻子罗诗丽穗，号迦陵，是个混血女郎，其父路易·罗诗是个法国水手。母亲沈氏，原籍福州闽县。1864年，罗迦陵出生，但不久，她父亲回国，六七岁时母亲也去世，因此她是由亲戚抚养长大。她自幼聪明伶俐，机智多谋。为生活所迫，她曾经做过外侨女佣，许多报刊都说她在虹口做过专门接待外国水手的"咸水妹"，亦实证。不过，罗迦陵确实阅历相当丰富，她能说流利的英语和法语。外界传说，罗迦陵还很有“旺夫相”，她与哈同结婚后，助哈同的事业一路蒸蒸日上。爱俪园便是她一手策划的项目之一，就连爱俪园三字，也是她于其夫妻二人的名子中各取一字撷成的。
听到这些王国维心中更为忐忑。
沈曾植接着讲——
更为传奇的是，她竟于宣统元年（1909年）应邀前往北京，被隆裕太后的母亲认为义女，于是罗迦陵与隆裕太后成了干姐妹。后来，宣统皇帝的弟媳又认哈同为义父。民国初年，哈同夫妇又去北京给干娘拜寿，受到清宫款待，封罗迦陵为正一品夫人，又赐给30名太监回上海使唤。而其夫妇一方面以吝啬节俭著称，另一方面又热衷于参与当时上海的各项慈善活动。他们没有自己的亲生子女，但却收养了20名中外孤儿，全都住在爱俪园中。其中有哈同领养的11名外国孤儿，为养子女，均从父姓;有罗迦陵领养的9名中国孤儿，为内侄子女，均从母姓。
王国维如坠五里云雾，他辨不清这对夫妇究竟是何等样人，但他也在心里不住地安慰自己：既然太后认可，且又收养众多孤儿，仁爱若此，想必也不至太过不堪。
就怀着这样的忐忑心境，王国维在他返沪一周时，被邹安和爱俪园总管姬佛陀从他暂住的樊炳清家中用哈同的汽车接入大门上高悬“侯冈圣化，爱俪名园”匾牌的爱俪园，这才“面晤”哈同夫妇。哈同夫妇自是对王国维恭维一番，而后由邹安与姬佛陀陪同王国维至园中浏览。姬佛陀履历复杂，他本姓潘，出生江苏，幼时聪明好学，但家贫，故很早即走燕赵，闯关东。他为人聪明机灵，在北京即与宫中太监和敕建寺院和尚交往热络，故他称自己信佛。因其体貌颇佳，还得到隆裕太后夸赞。后来隆裕太后便把他赏给了干姐妹罗迦陵。因罗迦陵笃信佛教，他便改姓为姬取名觉弥，人称姬佛陀。他学问多，但却“随处自显势力”，还时时附庸风雅，常常故显高深之态，这让王国维颇有作呕之感。
当晚，姬佛陀设宴款待王国维，由罗迦陵主持，请邹安与颓势文人况周颐作陪，没想到他竟于席间弄了个“仓圣明智”大学的开学典礼。先是众人参拜仓颉，然后由园长（罗迦陵）、校长（姬佛陀）演说，又请王国维演说。王国维此时实在想愤然离席，但念邹安“难免尴尬”，便以身体不适推却了事。罗迦陵、姬佛陀答应在园内为王国维建一“宽大而极佳”之“三幢一所”住宅。
王国维细研“仓圣明智大学”办学章程，洞穿哈同之意不在办学，而欲借此装点门面，好与文坛、杏坛及政坛诸人物附庸风雅。
第二天，王国维即致信罗振玉，说欲“不就此任”，不久却收到罗振玉来信，建议他“暂栖此园，且与园方谈妥，入园只做学问，不及其余”。罗振玉信中切言：“抑弟（罗振玉自谦）尚有厚望于先生者，则在国朝三百年来之学术不绝如缕，环顾海内外，能继往哲开来学者，舍公而谁？”劝导王国维专心学问，莫太在意其他，并授他一应对之策。
后邹安又数次恳请，王国维方决定“暂入此园”，但心中仍抱有“此局久则三月，速则敷衍至月杪（月末）”的念头。
在与校方谈及应聘条件时，王国维明确谢绝了欲聘其任教务长之请，并提出：
第一，每月必交稿，但不迁住园内，也不到园内守职；
第二，所编学报，实行包办之法，园方不得干预，尤其是刊载他自撰的著述，他人不得过问。
第三，他包办的学报分经学、小学（大学为经典著作，涵盖经史子集等学问；小学则包括文字学、音韵学和训诂学）、史学三门，并附印古书，月出一期，每月每门酬金五十元。
园方欲让他增加“美术”（刊印钟鼎彝器等文物图案）与“觉学”、“宗教”等门类，言明每增加一门类，即给王国维增加五十元酬金，王国维认为，如此必有损学报之严谨，或致学报不伦不类。便严辞拒绝，声明如不能接受他的方案，即辞聘任。
后经邹安周旋，园方接受王国维的意见，将“学报”一分为三：
一、《学术丛刊，以经史小学为主，由王国维任编辑主任；
二、《艺术丛编，以金石、甲骨为主，由邹安任编辑主任；
三、《仓圣大学杂志，凡姬佛陀发挥的仓教理论，皆归入其中，由况周颐任编辑主任。
至此，已泾渭分明，与学术碍，王国维方接受。后来与沈曾植谈起此事时他曾说道：“此乃叔蕴（罗振玉）之巧计也。”
王国维应聘入爱俪园，樊炳清也为他联系到东文学社同窗好友沈听伯，沈其时正留学巴黎，其在静安寺附近的吴兴里旧居，宽敞僻静，正宜王国维做学问。沈听伯本不予收取房租，邹安恐王国维执拗，便从中周旋以极低之房租玉成此事。不久潘夫人便携子女、仆人从海宁搬入上海居住。王国维也择室建成自己的书库，题名曰“尚明轩”。从此，他便在这僻静的书宅里沉浸于古字之学，徜徉于经史之间。
大笔如椽，首月，王国维便撰写出《史籀篇疏证卷一、《周书顾命考等。在《史籀篇疏证中，他从许慎《说文解字中择出籀文、大篆223字，逐字疏证。在序言中，王国维开宗明义：
本编宗旨，专在研究古代经籍奥义及礼制本末、文字渊源，以期明上古之文化，解经典之奥义，发扬古学，沾溉艺林。
在为罗迦陵代写的序言中写道：
“窃谓：三古以还，代有儒硕，踵武前修，开辟新术，绵延勿替，迄于今兹。自顷仓海横流，城阙兴咏。庶晨鸡于风雨，思烛龙于穷阴。是编之成，洵非裨于学者，然而披条寻本，祭海先河，兽迒鸟迹；伫恪洛汭之际，丹甲青文，尚想阳虚之烈。”
在为姬佛陀代写的“佛陀承乏校事”的《序中，王国维则言明：
创刊是编，以飨学者，海宁王静安徵噬肯适我，出其著书，上虞罗叔言参事远自异邦，假以秘籍。故书新著，萃于一书，月为一编，岁成总秩。
从此，王国维日复一日，不舍昼夜，奋笔疾书。
第二期他即撰出《史籀篇疏证卷二和《流沙坠简考释补正。
每期，王国维必寄一册给罗振玉，二人书信往来，畅谈感想。第二期出版后，他于信中感慨道：“此疏证考释唯先生知我，亦唯我知先生，然而假如能使程易畴、段玉裁诸先生复活于世，他们定能理解我二人。”
第三期便刊出他的《乐诗考略，分《释乐次、《周大武乐章考、《说勺舞象舞、《说周颂（上）、《说周颂（下）和《汉以后所传周乐考共七章。
第四期刊出他的《裸礼榷并序、《毛公鼎考释并序。
编撰第五期时，他仔细整理排序清光绪年间在洛阳出土的魏三体石经。此石经乃是三国时期废帝曹芳正始二年所刻，其正面刻《尚书，背面刻《春秋。因碑文每字皆用古文、小篆和汉隶三种字体写刻，故名三体石经，这为王国维考研古文字提供了极大方便。王国维撰写《魏石经考（上），至第六期又撰写《魏石经考（下）。罗振玉闻知此事，大呼：“快事，快事！”盛赞王国维考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