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端和家桢约定出国，家桢便着手联系学校，两个人最近倒可以时常见面，因为林绍钧受总统委派去了天津，太太们见他不在，看管端端自然也就懈怠了。
林绍钧对于天津的谈判，本来是抱了极大希望，谁知一见面，对方就提出请政府解散国会，否则不能出面调停。林绍钧这才觉出此人的气焰更胜那些反叛的督军，后来见到了几个复辟的铁杆人物，更觉失悔，原来时值今日，还真就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
传信到北京，希望总统能够暂抛私怨，将总理请回来，共同阻止军队进京，但于公府的一些人来说，任何条件都能商量，就是不能再看院方的脸色，说宁可断送于武夫之手，也不能见总统再被欺辱，又说林某人捎来这些话，莫非做了院方的说客？绍钧痛心疾首，怒悔交加，人就有些支撑不住。
然而复辟终于从谣言变成现实，他自己还被授了个民政部待郎的衔儿，心想这从引狼到侍郎（狼），真要落个千古骂名不成？总统心里也是一般，便叫林绍钧去请总理，部署讨伐事宜。
总理那边发了怒，说他免我职，我为什么还要听他的，难道我自己不能通电号令。林绍钧只好解释，说他今天是合法总统，我们就需依他命令而行。总理默然，左右却恨恨地骂，说今天这个局面，全是总统府这群孙子搞出来的，还敢到这里来罗嗦。甚至有人掏出枪来，虽被拦住了，林绍钧却大受刺激，回家后一跤摔倒在门槛上。
这一病来势汹汹，住进德国医院十几天，也没见什么起色。
端端每天守在父亲的病床前，润凤劝她回去休息一会儿，她也不肯。这天家桢来的时候，林绍钧还在昏睡，两人就到走廊里说话。家桢见端端眼眶通红，满面憔悴，不免柔声安慰，两人谈了几句，家祯说起出国的手续已办妥，端端呃了一声，睁着茫茫然的眼睛，好像不明白他话里的意思。
家桢有些不确定地问：“你……还会去吗？”
端端不语，隔了一会儿，又抬头迷惘地看着他，“一定要这时候走么？我爸爸……他在生病呀。”颤着手拉住他的，“家桢，你也不要走，留下来陪我好不好？要不，咱们晚一年再走，等我爸爸病好了。咱们晚一年再走有什么关系呢？就算没有官费和奖学金，经济方面你也不用担心的，我可以——”
家桢声音干涩，“对不起，我太习惯靠自己。”他顿了顿，“要不……你再考虑一下吧，那边也不是那么急。”
其实时间已经很紧，两个人心里都清楚。一时间周围静得出奇，只有端端心里像有把槌子在咚咚地敲着，一下一下震痛到骨头里，她根本不应该求他，难道徐家桢是什么人，她还不知道么，小事可以随和，大事却是任谁也无法影响到他的，和她在一起大概是他这辈子最大的意外，他不肯为她在父亲面前稍作谦抑，又怎么会为她放弃出国求学呢？
端端松了手，吸口气，望着他微笑，“我明白了。”
家桢脸色发白，咳了一声道：“其实也不过三四年，很快就会过去的。我也不敢说让你等，但是我的心……总是不变的。”
端端仍然微笑，直着脖颈不敢稍动，只怕一动，眼框里的泪水就会汹涌而出，家桢的声音变得异常辽远，她有些恍惚，既然决定离开，又何必再说这些皎日悬盟、长河表誓的话？窗外垂柳抽长了叶子，那天晚上，也有这样碧无情的柳丝，他说，扑通，扑通，你听不到么，我把它丢到你这里了。可是现在他要走了，一颗心还是稳稳当当放在他的腔子里。
家桢还待说什么，端端抬起手轻嘘了一声，“我爸爸在睡觉呢。”日影慢慢偏移，树上知了很缠绵地痴唱着，家桢默然良久，终于叹了口气，转身离开。端端一下子脱了力，靠在墙边，身子慢慢委顿下去，捂着嘴呜呜哭起来。
北京城内的五爪黄龙旗不过高悬几日，就黯然撤下，但是林绍钧的病情却未见好转，同僚下属来探望，端端还得勉力应酬。还好有端阳兄弟在，能够替她招呼一些。
每当这个时候，她便走出来，一个人坐在医院的长椅上，望着洒在衣裙褶皱间的斑驳光影发呆。
家桢由上海出发的消息还是尚云鹏带来的，她甚至没有去送他，长椅上放了一本《拜伦诗选》，是从前家祯送给她的，他曾无数次在月下读给她听，她最喜欢那首《留别雅典女郎》，觉得拜伦的诗好，苏曼殊的翻译也好，现在看来，倒像诗谶。
脚步渐行渐近，有人走过来了，端端不想抬头，来人竟也不说话，只默默站在一边。直到风吹得头发遮住了眼睛，她转头掠发的时候，终于看见了那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