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上海读书的前一个星期，我又去了南山。一年多过去了，我差不多每个月来这里一次，高考最紧张的时候，我也抽空来。她的墓地始终清洁干净，偶尔有一只飞鸟停在上头，静静的停着，一动不动。我也一动不动地坐着，陪她说说话，心里感觉委屈的时候，来这里最能寻找到安宁。
在生命的面前，一切皆显得脆弱无力。
“吧啦。”我在心里轻声对她说，“你知道吗，张漾走了，许弋也走了，很快，我也要走了。你不要觉得寂寞，因为我们的离开和你的离开是不一样的，我会替你好好活下去，我会替你做很多你没做完的事情。我们一定都要幸福，把你没进行完的幸福进行下去。”
我听到身后有声响，回过身，仿佛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一晃而过。我追过去，却什么人也没有，夏天的风卷着热浪没完没了的吹着，烈日下一片空旷的草地绿得很牵强。
我大声地喊：“你出来，我看到你啦！”
没有动静。
“出来，出来！”我继续喊。
风越来越大，不知道是不是要下雨。我听到脚步声，山下果然走来了人，手里拿着一把黑色的没有撑开的雨伞，他始终低着头，等他走上最后一级台阶，我才看清楚，那是张漾的父亲。
他看上去很苍老，脚步迟缓，神色沧桑。
他并不认得我。
我让开身子，他从我身边走了过去。我知道，他是要去看张漾的母亲，或者说，许弋的母亲。我曾经和他有过一面之缘，在大街上，尤他把他指给我看：“那是张漾的爸爸，他们看上去很不一样，对吧？”
我那时候的感觉是惊奇。是很不一样。后来，从别人的口中，我知道了一些些这个男人的故事，包括他一直守在医院里并替那个女人送葬的光辉事迹，曾一度成为我们这个小城里无聊人士们的最佳谈资。我对这个看上去总是萎萎缩缩的男人心生敬仰，他不顾流言飞语坚持对爱情的责任，坚持他内心的责任，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
我看着他走远。在他穿过那一片墓地就要在我眼前消失的时候，我追了上去，我喊住他：“嗨！”
他回头，有点不确认是我在喊他。
“你好。”我说，“可以跟你打听一个人吗？”
“恩？”他说。
我说：“你有许弋的消息吗？”
“你是？”他问。
“我……是他同学。”
“哦。”他说，“他在上海读书。”
“这个我知道。”我说，“我们久不联系，你能给我他的电话号码吗？”
他抱歉地看着我说：“真对不起，我没有。”
“噢。那就算了。”我说，“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