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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两天，就发现有人传染上了鼠疫。到11月3日，已死16人，次日再次死亡7人。

仅仅一天后，又有20名同胞惨死。

一时间，哀号声此起彼伏，丧服裹身者比比皆是，人们惊恐万状。

在日军投毒后的当晚，天上下雨，把麦粒和疫蚤等从屋顶上冲刷下来，漂浮于地面，这又加剧了疫情的传播。

死亡人数很快增至106人，全家死绝的就有12户45人。这些死者绝大多数被深埋于南郊老龙湾地下。

当年曾在宁波防疫委员会工作过的钟辉说：“我到疫区，穿着白色防蚤衣和油布短筒靴，下半身爬上了很多红红的根本没有见过的跳蚤，我发现凡是落麦子最多的庭院，就死人最多，像宝昌祥服装店死了14人，元泰酒店死了6人，这两处所落麦子最多。”

宝昌祥服装店的唯一幸存者、店主蒋阿宝之子蒋信财永远难忘当时的惨景：“开始时，只知道附近的同顺提庄有两个职员突然暴死了。

接着又见东后街一家鱼贩全家三口先后暴死。他们都出现了高烧等症状，随后我的父亲、继母和弟弟也都因病情严重被送进医院，后不治身亡，葬在老龙湾。

店内15人，14人暴死，只有我一人死里逃生。”

当时隔离医院收治的99个鼠疫患者中，仅有两个人被救了过来。

正在宁波的美籍新闻记者约翰·鲍威尔目睹惨状，十分震惊地说：“日军的细菌战使大量中国人如蚂蚁般死亡！”

宁波的鼠疫之灾引起了国民党政府的震惊，组织并开展了一系列防疫救治工作，封锁疫区，建立隔离医院，消毒灭鼠等等。

为了彻底铲除疫源，11月30日晚，当局决定焚烧开明街疫区的全部房屋。

晚上7时，疫区开始在各着火点同时放火，4个小时后，5000余平方米疫区内115户137间房屋及所有建筑物全部被烧毁，500多人失去家园，留下一片瓦砾废墟，后来人们称之为“鼠疫场”。

几乎与宁波受难的同时，衢县、金华、东阳与义乌等地同样遭遇到731细菌战部队的攻击。

一时间鼠疫肆虐，人命就如同草芥一般被日本鬼子残忍的践踏。

1940年10月4日是衢县的蒙难日。

这天上午9时许，一架日本飞机飞到衢县上空，撒播混有跳蚤的麦子、粟粒和破布条等。柴家巷王学林家的金鱼缸内就捡到两包跳蚤。

11月12日，柴家巷吴士英的8岁女儿和县西街居民黄廖氏首先出现鼠疫病症状，并分别于15日和17日病亡。

以后类似的病人不断出现，从11月12日到12月5日，24天里先后发现鼠疫患者共21人，但却一人生还。

1941年2月上旬城区天皇巷又发生鼠疫患者，且逐日增多，5月达到高峰，6月以后稍缓，到12月才逐渐停止。这次发病281人，死亡274人。

总览全过程，正是从1940年10月4日日军在衢县的上空撒播疫菌开始，鼠疫病魔便死死地缠绕着衢县的百姓，直到1948年日本投降都两年多了，鼠疫的折磨才算终结。

期间除1942年和1944年因沦陷疫情不清而病例报告外，在6年的时间里，发生鼠疫的病人328例，死亡318人，死亡概率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

而且衢县鼠疫流行还波及到龙游、兰溪、上饶等地。以前从未有鼠疫记录的衢县，一时成了鼠疫的重灾区。

金华的鼠疫开始于1940年12月27日。国民党浙江省卫生处长陈万里等人赴衢县视察鼠疫防治情况，途经金华时，见天空有一架敌机撒播白色物品，还冒起一缕白雾。

29日陈万里到了衢县，有人告诉他，28日又有两架敌机在金华上空施放白烟，并有鱼子状颗粒落下，请求他派人来金华查验一下。

陈万里立即派省卫生处驻衢县检验员吴昌丰赴金华，当晚便知敌机撒播的是鼠疫杆菌。

义乌、东阳等地也是日军细菌战的受害区域。

1941年10月2日至1942年5月，义乌北城门等地爆发鼠疫。

疫情一直连绵不断的传播到徐界岭一带，明天都在有人痛苦的闭上双眼。

红十字会312队队长刘宗歆就是因救治鼠疫患者而受感染殉职身亡的。

为了防疫，焚烧了苏溪镇的20多间房屋，义乌这一次死了138人。而东阳的鼠疫，据李楚狂等人的调查，是从义乌传染过来的，始于八担头村，后蔓延到巍山、歌山等村。95人患疫，92人死亡。

芸芸同胞化成冤魂。

这又是一页血洒历史的记录，一页中国人生生地死在鬼子细菌屠刀之下的悲凉！

我们所能了解到的仅仅只是历史书上薄薄的一页纸，但这一页纸张上却写满了我们如今富强祖国背后那比屈辱的血泪史。

同胞们一定要谨记历史！！！

看见那些穿和服的畜生一定要狠狠的骂他狗娘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