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聚餐我参加过三次，每次都是满满一桌子菜，根本吃不完，不过我相信这些菜最终应该也不会被浪费掉也就心安一些了。
后来再没有参加，是因为他们不再邀请我了，我想是因为那次“交通事故”。
那天我跟三个人中一个叫老吴的，因为都要去大使馆换新的证件，我便坐着老吴开的车在市区里往大使馆走。在过一个很嘈杂堵得很厉害的十字路口时候，我们被一个穿黄色制服，戴枣红色帽子的当地人拦下。
那人在车停下来后直接坐到了车后排，用口音极重的英语跟老吴交流。一段时间后我明白，他是要钱。
当然他并没有直接这么说，他一直说我们违反了什么交通规则，让我们去一趟警察局，至于是什么规则，说了半天他也解释不清楚。
中途他看了我一眼，虽然他戴着用来防尘的口罩，我却明显察觉到了他的笑意。这种感觉就好像是，我们知道他是在利用自己的职权讹钱，而他也知道对于我们来说，节约时间和减少麻烦比交出几万非洲法郎要更加合算，他还知道我们知道他是在讹钱，并且，能够以执法者的身份正大光明地做这件事让他感觉很好，所以他冲我们笑了，这也是最让当时我觉得恶心的地方。
朋友和他很快商议了一个“合理”的价格，两万非洲法郎，也就是大概两百多人民币。
我用英文制止了老吴，跟他说不能给他这种钱，我们就跟他去警察局看他到了怎么说，反正我们今天也不是很急。老吴表示很不理解，我们又换成中文争论了一番。
在老吴犹豫的时候，那个黑人警察直接探过身子突然一把拿过老吴手里的钱，转身下了车。
之后我们一路上都在争论这件事情，弄得很不高兴。
我说把这钱给他是在助长这类行为，这样以后会有更多更多人遭遇我们今天的事情。老吴表示那又怎样。
“反正我们一年来这附近最多不过两次，下次绕个道就好了。”
“你这个人真是有意思，大家都是这样做的，有什么问题？”
之后我大概又说了应该坚持做对的事情，而且就是因为所有人都选择默认这种潜规则，我们才会被他这样恶心，这样类似的话。老吴一直不以为意，笑话我是不成熟的年轻小孩，这让我当时非常生气，所以我决定惩罚他。
“我不会跟你分担这笔贿金，你要为你自己的无知和软弱买单。”
后来这件事情在我们那一片传开了，大概还经过了不少加工。因为我楼下住的一个经常跟我互相换点东西用的小伙，那次后不久，就再很少找我换东西了。如果真需要，则表现得异常客气，好像不这么做我就会生气或者搞小动作似的。
重要的影响是，我再也没法用我的蓝牙小音箱了，因为我的充电线断掉后，我不想找他再借那种充电线。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结束。
所以当2014年的埃博拉传到西非爆发的时候，我陷入很强的孤立无援感中。
其实大概5月的时候我们在当地就有消息，那会儿还不知道叫什么名，只是听说周边几个国家在爆发一种很严重的病，传说只要得了这个病，人的五脏六腑就会开始从内部腐烂，最后烂到外面来，浑身上下没有一块好肉。
在这个过程中，由于人太痛苦了，便会在有力气的时候发了疯像得狂犬病似的乱咬……类似的话越传越邪乎，到8月份塞内加尔出现埃博拉的时候，这边至少一半的中国人都相信，这种病会把人变成科幻电影里的那种僵尸。
在那种有些混乱的状况下，我估计其实公司那边一时间也没搞清楚状况，就只是安抚我们这边的人，但说什么也不安排接我们回去。无论身边那些人怎么联络抗议，公司那边传来的消息就只有：“就地安顿，谨慎防护，等待进一步通知”。于是在大家就都停工躲在住处了，我看很多人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就是聚在一起赌钱，倒是和国内回家过年一样没什么变化。
可我又不会打麻将，想学了至少有点事做排解寂寞，可又抹不开面子，就只能一个人窝在宿舍里重复读带来的书，或者躺在床上想着妹妹□□，完了思考人生。
我经常回想自己出发前给烟写的那封信，想许多话当时没有想到说，许多话意思表达不到位。接着便想象妹妹读到那些话的反应，是激动得热泪盈眶，还是几乎无动于衷，或者多多少少埋怨我没有再等一段时间，与她见面商量就草率决定离去。
我希望自己能收到烟从里面发来的消息，如果能同样是一封信，同样写满凝结了最真实的想法的文字，能让我在异国的长夜里手捧它反复阅读，从每一笔划的勾勒中感受如今只存于记忆和想象中的烟，那该有多好！
除了孤独无聊之外，我还一度断了烟。
可能是平时闲下来抽得太凶了，那时我已经有了明显的烟瘾。公司的商店买不到烟后，就只能出去到本地人办的商店去看看。在当时那种环境下这样做当然是风险极大的，而且不一定就能买到。
其他几个烟民消息比我灵通些，都提前有了准备，我又不肯拉下脸去问他们买，就只好待在房间里自己难受。
后来有了多次戒烟的经历后，我发现犯瘾这件事最让人受不了的点不是身体的痛苦，而是心里装着这件事就没法做任何别的事情。特别是当一种解除这种痛苦和烦恼的可能性存在的时候，它就像脑袋里飞进去一只苍蝇，嗡嗡嗡一直闹，除非你去实现这种可能性，它才会安静下来。
我一度在黄昏走出宿舍围栏往本地人聚居地走了差不多十多分钟，后来又放弃折回来了。
主要不是因为我害怕一个人去面对所有可能的危险和困难，我有某种相信自己不会染病的赌徒心理。但一想到就算没有染病，很可能被宿舍里的人知道我有外出乱跑，那么会被隔离在围栏外不放我回去也说不定，那可就真的麻烦了。
在那提心吊胆，物质和精神上都极度匮乏的差不多一个月时间里，我虽不至于像周围有些人，陷入失去理性判断力后的彻底恐慌中，但也觉得如同含冤坐牢一般，心情极度苦闷。
说完全没有后悔当初的决定肯定是假的。
可我那时，一直到现在的想法都是，很多事情虽然是自己选的，却是不得不选，不能不选的。就拿来非洲这件事说，我前段时间的境况，再加上我有个那样的堂叔，我知道他的存在，而他基于自己的认知本着良善的目的，又肯定会给我当时的建议，而我那时下定最大决心要改变自己所处境况的心态，又决定了我肯定会接受这建议。
所以，就没什么好悔不该当初的。这个世界可能就类似阿拉克西美尼，黑格尔，这些人描述的那样，按照一个“活的本质规律”生生不灭地不断演化，每个人和宇宙中的一切一样，不过是这演化的一部分。只是神奇的，我们以为自己有了自由意志，能够想我所愿想，做我所愿做。可人的一切，包括大脑在这个层面上又并无任何特殊之处。藏在松果体里的“自由意志神殿”只是一种一厢情愿的幻想。而黑格尔所说的，当下的自由意志，体现为忠于未来绝对必然性对自我的征召，究竟是否算是一种自由呢？
塞内加尔官方宣布疫情在国内结束是十月初，其实大概到九月底我们就明显感觉到情况大大好转了。许多人于是不再闹着要回国，毕竟，不按原本的合同时间走要少赚一大笔钱。
我起初也没想要回来，毕竟回去也不知该做些什么。
直到九月底，在我已经不再期盼时，我突然接到了妹妹从国内发给我的消息。
她提前一年从里面出来了。
据说是因为在里面表现良好。我后来估计，多少是孙阿姨使了什么手段，别人又考虑妹妹还是在校大学生，如果真如常规定的，两年时间正常走完，那妹妹就无法在休学达到最高的两年后正常复学了。
不知是手机还是运营商的原因，长途电话总是突然断掉，连上时候也总是至少有一方听不清对方说话的声音。连视频更不用说，但从卡顿时我匆忙截下的一张张纸模糊的照片看来，妹妹似乎一下子长大了不少。
即使如此，在非洲的最后两个月，我每天都和妹妹保持着文字通讯。
我告诉了妹妹我现在的情况，那会估计正常最快回去得是十二月了。我说我想办法提前回去见你，让她先好好上学读书。
她告诉我虽然有些波折，但最终她还是正常入了学，因为之前挂科太多又没去补考，现在要重新读大二。
聊的其余内容无非是我讲讲这边的事情，她讲讲重回学校后的一些情况，多是通过微信打字，往往发过去一段话等到回应得几分钟。
我问她信收到没，她说收到了，又补充说对她在里面坚持下来帮助很大。
她这话语立刻使数千里外的我心潮涌动起来，我在房间里来回踱步，只觉得脖颈憋得发痛，任何话语此时都显得惨白无力，我只想立刻飞到烟身边，拥抱亲吻她，一同分享这艰难苦涩后胜利的喜悦。
“是你做到了，你果然没有让我和你自己失望。”
在时隔一年多经历了这么些事情后，我从未如此渴望返回那个自己最熟悉的世界，见到自己最在乎的人。这种渴望和身边那些，和妻子相隔两地同样一年多甚至两三年的男人们的渴望我想也许没太多不同。
无论眼前的现实多么惨白，只要心里有一个时间，到了那个节点自己便能在熟悉的世界里和熟悉的人相见相拥。这种从幻想变为现实的确凿希望是支撑这里几乎所有人，继续以各种方式消磨度过乏味时间的唯一信念。
这种信念对于我来说，甚至改变了我“想”妹妹的方式——由于过去我以为自己将在一年多以后才能见到她，常常以极其物化的方式，幻想妹妹出现在我各种奇奇怪怪的性幻想情节里，以方便完成那事。可当我明白自己将在一到两个月后真的见到她，与她相拥后，我就几乎完全不想再那样做了。
我想，这大概是因为妹妹在我心里的存在，由虚幻再次变得具体起来。
因为不想再在这种等待的煎熬中度过两个月，到十一月初，最终我放弃了完成整个合同时间才能拿到的差不多一半的钱，并且花了一大笔钱托人买了高价机票，从达喀尔经上海飞回武汉。
随着时间离上飞机的日子越来越近，我开始在清醒时和梦境中不断地幻想着与妹妹两人再次见面时的情景。
起初是在飞机场，我从梯子上往下走，被各种服饰、纪念品商店包围在中间的，是几排坐满了一半的机场椅子，我在那些人里辨认着，突然从几个人中间，站起了一个穿着JK制服的美少女冲我招手微笑……
我很快意识到自己幻想的是登机口的情景。如果两人是在机场相遇，一定是拿了行李，一路走到出口的位置。在那里，转过一个围栏，我会突然看见妹妹站在离我仅仅几米的位置。我俩各自吓了一跳，然后我走上去把她紧紧地抱住。
上飞机前，我没有告诉妹妹具体到达时间，开始考虑是否要给她一个惊喜。如果我能在她不知道的情况下，突然现身到她跟前，那会是怎样令人激动万分的情景！但这件事实行起来却有一些阻碍。首先是，妹妹现在并不住在老房子里，而是在大学宿舍。我虽然之前跟她办第二年休学的时候一起去过学校一次，但具体她的宿舍在哪我是肯定无法知晓的。而这件事除了妹妹自己外我又不能从其他人那里打听到……最后，我心里定下的计划是，等我在武汉飞机落地，上了出租车，在去她们学校的半道上，我给她发消息。
这样在我看来最大程度地缩短了得知消息到见面之间的时间，最大程度地增加了见面瞬间的惊喜感。
妹妹最后一次回我消息，是我在非洲的最后一天晚上。
我告诉她机票的事情已经搞定，下周我就到武汉了。
“这么快吗？”
“好，路上记得一定小心。”
此后的几年里，无论我向那边发过去什么，都没有任何回应。这些绿框里的黑色文字连结在一起，密密麻麻，像一片片被蛀虫咬的满是黑纹的树叶。
可每次深夜钻进被子里，心里寂寞了，虽明知不会有回应，却还是照样往那边发。发完后我闭上眼，感觉自己又回到了开往非洲的轮船上，耳边是马达轰隆隆的鸣响，我捡起甲板上莫名出现的石头，向着看不见的大海猛地扔去。
妹妹消失了。
正如她的名字——烟，一样，由看得见摸得着的实存，化作似乎仅仅在我想象中存在的一缕烟火，随风消散了。
在警局的那几天，孙阿姨，妹妹的大学同学、辅导员……各种人相继在我面前出现，没有人知道烟离开去哪了。
孙阿姨起初看起来非常冷静，出现后她快速路过我，眼睛里像是我完全不存在一样。
警察展开了一阵子调查。手机定位等常规方法全都试过了，唯一的线索是，通过学校的监控看见，她在最后一次回我消息的那天夜里背着一个书包走出了学校。模糊的画面上，她的头发是扎起来的，穿着那双我给她买的棕色小牛皮靴，身上的深色卫衣和牛仔裤我都没有印象。
民警同志让我们先回去等消息，最后安慰我和孙阿姨说，人口失踪的调查期是四年，在这期间他们会一直留意寻找的，让我们也不要太悲观，这个年纪的女性因为精神问题，或者感情失控暂时失踪的情况之前也是有的，考虑到失踪人有吸毒经历，这种可能性还要更大些。就算她真的是遭遇了绑架，诱拐等限制其人身自由的犯罪行为，根据所有周围人的描述，以失踪人的勇敢机敏程度也有很大可能找到机会逃脱或报警。至少我们这么久都没有接到那方面的报案，说明失踪人还活着，是有极大可能的。
等房间里安静下来，面前的男人刚端起搪瓷杯，几乎毫无前兆，孙阿姨突然就失控了。
她猛地抬起听警察说话时一直低垂着的脸，大声号哭了起来。
也许是周围人目光，迫使我试图主动靠过去安慰她，没想到竟被结结实实打了一个耳光，一下子把我打蒙了。
“警察同志，你们要好好调查一下他！就是他，这个人……作为哥哥，同自己亲妹妹发生关系。”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一开始就使用了毒品作为诱饵，来诱J一个无知少女，我不知道……但我肯定地告诉你们：他们两个人在一起这段时间里，这个人，还一直在提供毒品给我女儿……起码是提供给我女儿吸毒的毒资。”
“他爹就不是什么好东西，尽干些肮脏龌龊事，到儿子这儿好嘛，变本加厉了！”
“去年他跑去美洲还是非洲去了，不知道去干什么的。回来第一天，我女儿就失踪了，警察同志，你们一定要好好调查他！他就是罪魁祸首！”
我看着孙阿姨，在她脸上，灰黑色的泪水随着面部的激烈变化改变着流向，最后留下数条干涸了的河床印痕。她的指甲一次比一次更加接近我的喉咙，仿佛真要亲手将罪恶在法律面前除掉一样。
我本能地站起身想往后退，孙阿姨却立刻跑开了，她快速跑到门口关上了房门，把身体死死挡在门前，将罪犯彻底锁死在房间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