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十年，对华夏来说，是个非常有历史意义的一年，就是在这一年里，一群华夏精英成立了属于自己的组织，李守常因为在京城里的事情多，没来得及去上海参加第一次代表大会，可他在北边的地位却是被所有人认可的。 找回了师叔凌霄子的宝贝，皇甫淳似乎更加低调了，从外表上看，他就是一个地道的买卖人，他的活动也非常有规律，初一十五必然去师母那里请安探望，逢年过节还要给师母送去节礼。平日里，也就是家里到店里的两点一线。 可是李守常知道，皇甫淳现在就是小组里的“财神爷”，只要没钱了，去找皇甫淳说说，那就能拿到钱，别说，这皇甫淳搞钱的手段还真是不一般。 说，直系和奉系把持着北洋政权，这完全是一个由兵痞凑合出来的组合，对什么民生啊教育啊，压根就只停留在嘴巴上，这些军阀大多数文化程度不高，思想也守旧，可是在尔虞我诈的年月里，又都不得不装腔作势的喊口号，唱高调。 说起来，这些人管理国家的能力基本上没有，他们想的就是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多捞钱，而围绕着他们转的一些酸腐文人也多是一些夸夸其谈的人，真正有本事的大多已经去了南方，这就是北洋政权最后被扫进历史垃圾堆的根本原因。 京城里大学的教师拿不到工资，从春天开始多次举行罢课和请愿，各学校教师联合起来成立讨薪会，去与那些军阀政客周旋，结果，换来的却是空头支票，这进一步的引发了教师们的总辞职，还因为讨薪被站岗的兵痞打上十余人。 而在广州成立非常民国的孙文，干脆发通电，邀请在京的教师们南下广州，承诺给于教师优厚待遇，绝不拖欠，这一对比，直系的那些人就跟不得人心了。 实际上，北洋的那些人到了此时已经捏不到一块儿去了，作为直系的干将和二号人物吴子玉，此时并不在京城了，而是河南洛阳，在那里他设立了一个叫行营实际上是自己的大本营，在他是身边也开始聚集了一群各式各样的文人谋士，而此时的直系领袖曹锟也没在京城，还是坐镇在保定的大本营里。 直系的一二号人物之间此时已经出现裂痕，形成了吴子玉在洛阳的“洛派”和曹锟在保定的“保派”，大面上曹锟和吴子玉还过得去，相敬如宾的样子，可围绕他们的一些文人谋士却是不停的吹风放风，使两人逐渐的貌合神离起来。 曹锟在一群人的窜捣下，正在谋划去“竞选”大总统，这多少有些像当年袁克文窜捣袁项城登基一样，对此，吴子玉是不赞成的，他认为军人应该单纯一点。 可曹锟毕竟是他的老长官，当年要不是曹锟收留他，他还不知道能混在哪里呢，曹锟对吴子玉是有栽培之功的，所以，面上他现在还不敢公开唱反调。 不公开唱反调不等于就没有态度，在吴子玉看来，他自己算是一个儒将，毕竟是秀才出身嘛，是属于在国难当头弃文从武的热血男儿，他觉得曹锟去当总统不行，没有那个本事和能力，何必去伤脑筋？到时候把国家搞的更加糜烂。 可是吴子玉又有旧军人的江湖义气，他不敢明着反对曹锟，于是，自己干脆以练兵为由长期驻扎在河南洛阳，这也是为什么吴子玉不进京，不去保定的原因。 由于铁路的修通，河南洛阳就是一个很好的屯兵之地，山清水秀，有水路有铁路，吴子玉自认为重兵在握，随时可以出击中原任何地方。同时，吴子玉此举也有策应对陕西局势的控制之意，陕西，这些年可以说兵荒马乱，民不聊生。 这冯焕章在皖直大战的时候，旗帜鲜明的站在了直系这边，以一个安徽籍的将领身份，直接就成了直系里的一员虎将。战后，曹锟自然也投桃报李，让冯焕章进军陕西，去陕西那边找投靠皖系的陈树藩的麻烦，为自己的姨丈陆建章报仇。 陈树藩本身是陕西人，年纪并不大，是在辛亥革命的时候起家的一个地方军阀，当陆建章督军陕西的时候，就是陈树藩率领一些当地人，上面找皖系打关系，下面弄学生和地方军逼宫，最后把陆建章从陕西给逼走了。 如果陆建章能够在陕西坐稳，也许他就不会遭到徐树铮的杀害，所以，冯焕章是把这笔账记在心里的。皖直大战的时候，冯焕章旗帜鲜明的站在了直系这一边，在东线的战斗也打得有声有色可圈可点，与吴子玉形成了钳形攻势。 而陈树藩在皖直大战前夕是死心塌地的投靠了皖系，并且还在西北对皖系进行了策应，现在，皖系已经被打得灰飞烟灭，不复存在了，那些原来依附皖系的小军阀自然也就树倒猢狲散，没有了京城大佬的认可，他们很难维持下去。 说起这陈树藩来，可谓是那个年代的一个典型的投机分子，为上位，他先后投靠革命党参加辛亥革命，然后又投靠袁项城，袁项城死后，又投靠皖系，当皖系不成了后，又派人去京城里向曹锟表达忠心，可当得知直系对他并不信任后，又在民国十年的三月，也就是直奉共同主持北洋政权的初期，带兵攻打投靠直系的靖国军一部。此时，陈树藩投靠直系不成，已经又投靠了奉系的张作霖。 陈树藩在陕西任督军的这几年，大刮地皮，大种鸦片，搞得陕西民众怨声载道，在民间早就掀起了驱陈运动，可他是个军阀，手上当时有三个师的兵力，老百姓奈其不得，偏偏他又仗着与奉系拉上关系，这才率先对直系动手。 陈树藩得罪的人太多了，最后到最后导致各界人士和军中将领弹劾和驱赶他的电报像雪片般的飞向京城，到了此时，奉系也无法再帮他周旋了，五月，徐世昌终于下令免去他陕西督军的职务，可是这小子居然不接受，视若罔闻。 这下子可是把曹锟和吴子玉给整毛了，立即任命新的陕西督军，由20师师长阎相文任陕督，率兵前往陕西进行“平乱”，而冯焕章正是看准了这一点，请示曹锟，原意到阎相文手下为直系在西北打出一片天敌来，对此，曹锟自然乐意。 还真是天随人愿，到了西北，几仗下来，就把陈树藩给打得找不着北了，陈树藩部顿时瓦解，人也经汉中逃亡了四川，后来又通过水路逃亡到了上海，从此，陈树藩就再也没有出来了，在上海、天津等地当寓公，直到1949年去世。 要说把陈树藩打垮了，冯焕章的收益也就是那样，可这个时候，那个被吴子玉看好的阎相文却是不行了，在内外交困上压下挤的背景下，到达陕西不足两月就自杀了，他实在承担不起那种高压的政治生活，干脆一走了之。 阎相文是吴子玉的山东老乡，虽然也是北洋武备学堂毕业的，论其资格来的确不浅，可这阎相文却是一个在历史上没啥名气的人，到了民国六年才升任一个旅长，担任师长也是在皖直大战之前，而且，此人鸦片烟瘾极大。 根据史料记载，阎相文进军陕西实际上靠的就是冯焕章，几乎所有的事情都委托冯焕章去办，受到冯焕章的忽悠，还诱杀了当地著名的民军将领郭坚，虽然当时的郭坚的确有些民愤，可毕竟郭坚属于革命党的，在皖直大战的时候旗帜鲜明的支持直系，他的死引起了直系上层的震怒，吴子玉给阎相文发来措辞激烈的电报，不仅询问事件的起因，还要求立即查办。阎相文顶不住了，最后吞了鸦片。 阎相文到底是不是自杀的已经不可考，以那个年代的军人性格，走到那一步是很蹊跷的，可惜，这个迷藏在茫茫的历史长河中，有关阎相文的史料并不多。 事情到此，冯焕章可谓是要风有风要雨有雨，不仅赶走了陈树藩，同时还被任命为整编后的11师师长。这还不算，在阎相文自杀后，直系迫于无人可用的地步，不得不任命冯焕章为陕西督军，这下，冯焕章可是正式的大权独揽了。 在这之后，冯焕章大量收编陕西的民军，一下子使自己的队伍壮大起来，西北军的雏形在此已经初见端倪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冯焕章与吴子玉之间的隔阂发端了，到了后来一发不可收拾，这也是当时旧军阀里的一个通病。 皇甫淳此时却是在忙着为李守常筹款，毕竟现在组织扩大了，到处要用钱。